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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可能造成影响的程序瑕疵中，对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未造成影响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指正的理由。

举其大要来说，新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行政案件，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如果国家一方面禁止私力救济, 一方面又对各种纠纷不管不问，不提供相应的公力救济的形式。

政诉诉讼立法的首要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在法律文本表现出本法的基本品格，有助于统领整个法律文本的体系建构和内容安排。人权司法保障是行政诉讼的目的，因此需要先论证行政诉讼的定位。但学术界，以往论者大多基于行政诉讼功能主义展开讨论，而鲜有从人权法角度对其作出思考与省察。最后，诉权的人性基础，尤其可以在人性中人的精神需求层面找到相应的依据。行政诉权的旨在于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公民诉权，进而应扩大保障相对人行政诉权的原则作为新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有助于人民法院正确地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和当事人依法参与诉讼，行使诉讼权利。

实践中行政诉讼立案难，主要原因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当受理的案件，法院不受理。但这种肯定性列举加否定性列举的规定模式，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20] 2006年4月15日开始施行的《取水许可与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不需要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公民基于家庭生活的正常需用而从自然水体中取水的行为具有合理性，不构成对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侵犯。

（二）宪法第9条的内部结构体系 宪法第9条包括两个条款，即第1款：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家对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负有的禁止义务体现在我国的诸多自然资源立法中。[46]还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宪法第9条并非简单宣示国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是设立了一种国家责任，[47]国家应当按照《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国有的目的以及相关法律条文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施加限制。[2]如何理解国家所有，已不单单是对宪法中相关条文的理解问题，而成为对当前我国法实践、法文本、法研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视角。

又比如，《森林法》分专章规定了森林经营管理、森林保护、植树造林等，均体现了国家对森林资源合理利用的保障义务。民法机制对自然资源财产价值的实现方式主要表现为，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约束下，确立自然资源产品的物权，保障自然资源财产价值的安定性。

从逻辑上解释，宪法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应包括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主要自然资源法律在规则设计中都体现了国家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公平保障义务。在国家所有的理解问题上，虽然不同学科、视角在理解上可以有不同侧重，但不存在法学上的国家所有与经济学、社会学上国家所有的质的区分，更不存在宪法上的国家所有与民法上的国家所有的质的区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在工业时代，自然资源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集中地表现为自然资源的财产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冲突。

税兵：《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4-18页。基于宪法与行政法、物权法等的相互关系以及法治的系统价值，笔者较为赞同税兵教授主张的双阶构造说。给付义务(提供各种物质、程序给付和其他相关服务的义务)。宪法第9条第2款的相关规定成为我国自然资源领域专项法律设置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禁止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相关规定或制度的宪法法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与管理设定了诸多的制度与措施，其本质是履行宪法9条第2款规定的相关义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特别是资源保护法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如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计划制度、规划制度、用途管制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尽量实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使得自然资源的生态产出功能保持在一定状态，以满足人们的生态需求。

也就是说，虽然这些财产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但因为这些财产较之私人财产承担着更多的社会功能，因而应该受到更多的社会约束。[7]王旭认为：从规范的结构来看，第1款对应的似乎是一种直接占有的模式，第2款则发挥了规制模式的功能，[8]并进一步认为：国家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基础下，通过使用负责任的规制手段，包括以建立国家所有权防止垄断为核心的措施，以确保社会成员持续性共享自然资源。

对于上述学说，笔者认为诸位学者以自己的知识结构皆进行了较为圆满的论证，具有逻辑上的自恰。有学者认为，产业法是经济法中的一项独立法律制度，它与计划法、财政金融法、竞争法有联系又有区别。（五）煤炭、造纸等部门，按照煤炭和木浆纸张等产品的产量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专门用于营造坑木、造纸等用材林。[16] 张彦英：《生态文明时代的资源环境价值理论》，《中国国土资源报》2012年3月15日。结 语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国家作为增进国民利益的组织，为了公共利益与长远利益，需要通过多种法律机制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进行维护与保护。

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定义要求自然资源的利益应该为全民所享，而全民所享的实现即要求对非法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进行禁止，这是保障自然资源多元价值从国家在形式上占有到公民实际享有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也是国家在法律上宣称拥有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所应承担的相应义务。从违法性角度而言，既然宪法及物权法均规定水流[19]为国家所有，在存在法文本的前提下，未经许可的取水行为是违法的，但违法也存在情节轻重与事由正当与否的差别。

所谓资源的社会性是指资源无论在现实中为私人所有还是公共所有，都为全社会共同所有，并通过对资源的私人或公共利用使社会整体福利增加。[51] 《森林法》第8条还具体规定了保护森林的主要措施，即（一）对森林实行限额采伐，鼓励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扩大森林覆盖面积。

三、自然资源的价值冲突与多元价值的法律实现 自然资源的价值形态、价值维度等问题与人对其的需求紧密联系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中原则2明确规定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空气、水、土地、植物和动物，特别是自然生态中具有代表性的标本，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理加以保护。

综上所述，《物权法》涉及到的自然资源虽然涵盖了宪法9条与第10条（土地也为自然资源）中所列举的全部自然资源，但其采取了类型化的立法方式，并对自然资源的理解采取了较窄的范围，其实质是将野生动植物资源、矿藏、水流、海域等排除在《物权法》中所谓的自然资源之外了。（四）征收育林费，专门用于造林育林。注释: [1]主要表征是形成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公权力说、所有制说、双阶构造说、三层结构说等学说。[22]又比如少数民族地区的狩猎问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观念的形成等。

另外，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被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所固定与吸纳，如瑞典《环境法典》第1章第1条开宗明义地宣告：法典的目的是推动可持续发展，以确保当代人和后代人有一个健康和健全的环境。《物权法》的上述立法方法，实际上缩小了宪法中所定义的自然资源的范围。

（六）建立林业基金制度。[10]笔者认为，宪法第9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一定存在逻辑关系，但两者之间是何种关系，依据不同的角度所做出的解释具有差异，王旭所言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规制功能与巩固所言之公权力说皆有合理成分，但亦有其理论前提与适用边界。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宪法第9条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表述到物权法中转化为了4个法律条文。关于国家义务的基本内涵，有学者认为国家义务寄生于国家概念之中，国家义务与国家目的在同一时序上产生，国家义务与人权概念互为条件，国家义务论涵盖于国家正义论之中，[39]并进一步认为国家义务是创设并满足有利于公民实现最美好生活的条件，履行相应的义务，恪尽相应的责任，[40]生活的全部高尚寓于对义务的重视，生活的耻辱在于对义务的疏忽。

[13] 如《森林法》第三条在明确森林的权属之后，以第3款明确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2.基于与自然的朴素关系而对自然观赏的权利应得到承认 人们天然地认为，世界万物尤其是大自然非归某个主体所有，名山大川、河流湖泊虽不能被自己占用，但有权观赏凝望。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自然资源领域的专项立法在对宪法进行转化时，不仅对宪法第9条第1款进行了转化，亦对宪法第9条第2款进行了转化。[50]因此在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法律义务进行内容确定时，亦不可脱离宪法第9条。

从政治哲学、宪法哲学的角度而言，国家对国民具有道义上的义务，这种义务通过法律系统转化为具有文本依托的法律义务，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有学者提出了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的命题。[3]按照体系化解释的一般思路，解释规范时亦须考虑该规范之意义脉络、上下关系体系地位及其对该当规整的整个脉络之功能为何…并因此避免其彼此间的矛盾。

[29] Article 15 of General Law of Ecological Bal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1988.转引自李挚萍：《环境基本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

商法机制则通过自然资源物权的流转使自然资源的财产价值的交易具备合法通道。第２款的真谛在于确立具有责任性的‘规制国家而非‘全权国家，政府处分自然资源的行为也应符合宪法的规制。